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处在上行阶段，两个层面相互交汇。在这个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应运而生。新质生产力是一种新技术革命架构下的创新能力，中国要想增强这种能力，需要发挥自身在新技术革命架构中的优势，弥补基础研究领域存在的短板，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为创新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中国在新技术革命架构中具备三大主要优势。

一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首先，中国拥有一个14亿人构成的统一大市场。整体市场可被划分为4亿多人的中等收入群体和9亿人的中低收入群体。4亿多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更有潜力的是9亿人的中低收入群体。

此前，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要使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这意味着市场消费规模的巨大增长。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供给侧投资的快速增长可以容纳较多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在市场中的相互竞争，其他比较小的经济综合体往往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在国内市场的容量相对较小，更加需要国际市场的支持；而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能够通过相互竞争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试错机会。

二是后发优势与新技术应用联合联动。目前，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超过3万美元，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为1.3万美元，意味着在中国新技术、新产品的增长机会相对较多，同时有空间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

另外，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主要是新技术推动的新产品，例如在互联网、智能手机、新能源华体(中国)等领域，许多中国消费者的第一部电话就是智能手机，第一辆华体(中国)就是新能源华体(中国)。相较许多发达经济体而言，这些产品在中国的增长机会和市场空间都更大。

三是技术与工程化的跟随能力。中国的技术发展在这些年一直处在追赶、跟随阶段，吸收、消化、应用先进技术，并形成较强的跟随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这当中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模仿，还包括创新和再利用，特别是一个好的IP最终可在中国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这得益于比较完整的产业配套和供应链体系。譬如中国的新能源成本最近几年下降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另外中国出口的“新三样”：新能源华体(中国)、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实际上形成了一条新的产业链。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大部分环节是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布局是比较完整的。

现阶段，中国在新技术革命架构中也存在一定短板。

中国经济领域的短板在不少行业都表现为一些关键生产环节中存在“卡脖子”现象，更多表现在从0到1的基础研究领域，例如芯片和软件行业，但更大的短板还是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领域。拿人工智能领域举例，两年前中国在算力和数据方面与国际的差距还不大，但是近半年以来，中国与国际在算力上的差距已经迅速被拉开。想要突破从0到1的基础研究和创新，需要培植浓厚的创新文化和科学发现的初心，需要更多超越功利主义的、想为人类做一些事情的理想主义。

要加强人才培育，完善激励机制，加强新技术革命架构下的创新文化和机制建设。

一是认可、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创新说到底实际上是一种企业家精神，是有一部分人有意愿、有能力去推动一件事。针对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等问题，需要有大的理论和政策突破。应该对企业的分类进行调整，推动中国不同类型的企业平等发展、公平竞争，各类投资者各具特色、各显其能。

二是重视发挥大型科技企业的作用。比如从国际经验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中国的大型平台、科技公司、互联网工程等企业应当有更大的投资和成长空间。

三是加强基础研究领域的前沿性交流、跟踪和超越。一方面是人才。科技人才是在全球范围流动和配置的，要在粤港澳大湾区吸引聚集全球一流的科技人才，尤其要形成必要的物质和技术配套设施、文化和科学精神、体制机制和政策条件。另一方面是企业和机构建设。可考虑创办一些类似于OpenAI的科研机构，倡导理想主义、长期主义，超越短期的功利主义，培育科学理想、科学精神，重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逐步形成真正有利于在科学前沿重大、原始创新方面的文化传承和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做好在实际技术投入和创新文化氛围方面的双重建设，助力新技术革命架构下的创新动能在中国持续、全面发挥。